如果说七月七日的中日衝突，对东亚牵动的各方势力是最长的一日，那么从这晚开始到第二天天明，对委员长来说就是最长的一夜。忽然爆发的芦沟桥事变、王台生在国是会议中提出的地方分治构想、他一时衝动下贸然宣布的对日抗战(并非宣战)、随之而来的八十八师在上海的进展受阻，一连串的消息，无论好坏，都让他整晚辗转难眠，甚至半夜起身在庐山书房里，于日记当中写下：「国事败坏至此，皆是余一手所造…。可恨余无王氏一族之技术、财力，亦无尽速安内攘外之法，乃至情势演变至内外交迫…。」

而七月八日一早，委员长意外地等来了两名对他后续决策影响最大的两名社会贤达。这两个人不仅是党国大佬，和他早期仰仗的南潯豪门张静江是好友，甚至和北大知名校长蔡元培也相交甚篤，四人甚至一起被后世称为「国民党四大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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